亦真亦幻大秦国最新赤月传说私服：古代中国的罗马帝国形象(5)

1. 添加时间：2018-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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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人或事物由其内在特点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观念或概念；而一国之异国形象则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他者印象，它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强调形象建构的象征意义，是人们基于跨文化诠释的对遐方异域的知识与想象体系。因此，我们在考察一国异国形象的生成演变时，除了关注形象的客体，即被形塑的异国之外，也要关注形象的主体，即形象建构者在形象生成中的主导作用，还要关注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汉晋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而言，制约其生成演变的主客观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古代中国的对外观念。一国的异国形象虽然从根本上说要取决于异国的内在特点和外在表现，但却不是该国现实的简单复制。因为来自异国的各类信息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嵌入形象之中，而是要经过形象建构者的筛选和加工。形象建构者的加工行为看似漫不经意，实则是在一定条件制约下进行的，除了受制于异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以外，更多是与形象建构者的对外观念纠结在一起。大致说来，古代中国之对外观念在正负两个向度上影响制约大秦形象的发展演变：早期对于西方世界的美好想象催生大秦正面形象的生成与完善，稍后强化的华夷观念使得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渐趋下行。

古代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美好想象发端于先秦，至两汉魏晋达到巅峰。最早描绘西方世界的《山海经》把遥远西方称为“西极”，认定其为“日月所入”之地。《庄子》也认为：“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除了西极这个特殊标志外，昆仑、弱水、西海、流沙、西王母等也被当作西方世界的一般象征。如《山海经·大荒西经》把昆仑定位在大荒之地，《尔雅·释地》把西王母视为“四荒”之一。而依据《列子》的解释，“四荒”处在“四海”与“四极”之间。这些地方被认为是圣神之居，仙家所在。如《列子》称西极为“群圣之居”。《山海经·海内西经》称昆仑为“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张华《博物志》引西汉纬书《河图·括地象》说，昆仑山高广万里，乃“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他们的居所也非同寻常。《列子》描绘的西极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出云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据，望之若屯云焉。耳目所观听，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海内十洲记》记载的昆仑天墉城，有金台，有玉楼，“如流精之阙，光碧玉之堂，琼华之室，紫翠丹房，锦云烛日，朱霞九光”。因为是神仙所在，这里又被看作永寿之乡。如《山海经》称，昆仑有不死之药和不死之树，西方有不死之人、不死之山和不死之草。居住昆仑的西王母竟也成了长生不老的西方寿星。至于其他西方地区，也被赋予了长寿特征。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方有轩辕之国，“不寿者乃八百岁”，寿者可数千岁。王嘉《拾遗记》载，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西域祈沦国来朝。祈沦在渠搜之西，“其俗淳和，人寿三百岁”。又称此国有寿木之林，“一树千寻，日月为之隐蔽，若经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来会其国，归怀其叶者，则终身不老。”不唯如此，西方世界还物产丰饶，珍奇荟萃，人们随心所欲，自在福乐。如《山海经》称西方诸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又称昆仑之墟“万物尽有”。这个以西极、昆仑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确实寄托了古代先民的太多美好想象。随着汉代中国向西拓展的步步推进，罗马帝国已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之中，并且成为新的西极地标。在此初识阶段，汉朝与罗马相距遥远，绝无利害冲突，彼此之间不仅没有恶感，反而好感如潮。加之汉末魏晋的政局动荡和战争破坏，使得人们对现实世界极度不满，更加幻想一个超越现实的异邦存在，于是原来附着于西方世界的美好想象，就逐渐扩散并寄托到新的西极世界——大秦身上，大秦的美好幻像就此形成了。如大秦的宝国形象中有对西方地区物产丰饶、应有尽有的想象，安乐形象中有对西方之人随心所欲、福乐自在的想象，长寿形象中有对西方世界仙圣众多、长寿永生的想象，其贤人政治形象中则夹杂着对上古时代禅让传说的美好追忆。从这个意义上看，白鸟库吉将《大秦传》中的罗马描写定性为汉人“空中楼阁之谈”，确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将《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中有关大秦的地理描述与《山海经》稍加比对，我们还会发现，《后汉书》中“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具有典型的《山海经》风格；《魏略》关于“大秦西有海水”至“所传闻西之极矣”一段文字，不仅地理名词全部来自《山海经》，其后半部分还大体抄录了《海内东经》。先秦以来的西方想象对中国大秦形象的重要影响可见一斑。

与对西方世界美好想象截然不同的另一趋向是，先秦以后的对外观念还有走向保守的一面：欣赏异域的成分在逐渐降低，自我中心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这种以保守为特征的对外观念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辩”，它是先秦以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根据英国社会学家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被用来“建立并支持统治关系”的“象征形式”，它以合法化、虚饰化、具体化的运作模式，捍卫或辩解一套社会关系或社会体制，使其具有正面评价和永恒存在。在华夷之辩影响下，古代中国通过中国中心的世界地理观，华尊夷卑的中外文化观，万国朝宗、厚往薄来的朝贡外交观，“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对外认知观等多套话语体系，区分夷夏边界，明辨华夷身份，强调“用夏变夷”之正当，肯定华夷秩序的内在合理性。在这样一种政治安排中，西方世界作为华夏“他者”的夷狄形象是被中国想象和赋予的，并随着保守对外观念的日渐强化而不断异化。但在东周秦汉时期，对异域民族或国家的贬斥、“夷化”还主要集中在近边一带，这些势力地处华夏周围，与中原王朝有着较大利害冲突，而远在西极、亦真亦幻的大秦国家因对中国无关痛痒，尚未受到华夷观念的较大冲击。而到西晋以后，中国获得的罗马信息多从西北陆路传来，几经濡染，已有相当浓重的西胡特征，加之分裂时期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心理，使得贵华夏、贱夷狄的文化自我心态更加膨胀，于是“被夷化”的民族、国家由少增多，由近及远，远在极西的大秦国家亦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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